国内首个盲人自杀热线接线员：接到的电话逐年增加，聊5分钟就知道能帮对方

导读梦见好朋友死了，李勇生从不会让对方挂断，而是继续耐心倾听，“热线是这部分人群的希望，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，他对热线这么依赖，说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2015年，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首期培训班，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“很多人接线...

大门一关，李勇生要隐藏起名字和年龄——包括他是一名盲人的事实。

李勇生是天津接线团的团长，也是国内第一个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接线员。

热线是最后一道生门，李勇生要做的，就是在系统崩塌瓦解前，建立支撑点，做最后的挽救。“做他们的朋友，走进去，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
在深夜的接线室里，李勇生确实像一名导演。工作前，他要把门窗紧闭，保证安静氛围，方便进入角色。他在众多场景里穿梭，每通电话结束后，他需要时间，在大脑里进行角色转换。

晚上6点，李勇生叩开接线室的大门。这里位于天津一处写字楼内，十来平，两部电话，两人值班。“你打来电话，那我就是你的朋友，你什么都可以说，我陪你聊天，咱们共同面对，好吗？”

自杀干预将企图自杀的人群分为4类，7个等级，26个级别。4个等级分别是轻度、中度、重度和急迫。“面对学生，我通常扮的是家长，如果是校园问题，我会扮演老师，职场白领打来的话，我就演同事。”

拿起电话，李勇生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，接着听对方气息的变化、停顿时间、声音高低。5分钟内，李勇生能判断出危险等级，迅速建立一套干预方案——在此前的1000多通高危来电中，他的成功率达90%以上。

基本聊5分钟，我就知道我能帮助他，没问题。他能投掷出求救的信号，我就知道，这人能救回来。”李勇生说。

情况危急，李勇生调高了声音，音量与嘈杂的背景差不多大。事情在他的预料之中，女孩站在大桥上，准备往下跳。

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抓准时机：“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，我想听更多，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吗？找一个车辆少，能避风的地方，咱俩好好说一说。”

连线半小时后，女孩来到距离大桥200米的公交站。一个小时后，女孩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回了家。“当她能和你诉说心里话的时候，危机的大门基本已经关闭了。”

李勇生能体会对方的状态：“他走到这一步，不知道深思熟虑多长时间，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，任何的信念系统都没有了，他只想结束生命来获得解脱。”

李勇生有自己的方法：说话时不打断对方，让对话一直延续。与对方情绪同步，琢磨对方的需要，抚平对方的焦虑。“他说出这句话，可能是求石问路，我要知道，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，他说完后，我必须连接上他的话，给他帮助。”

这也有一定的风险。如果技术不熟练，一句话刺激到他，不但不能将他拉出来，反而会激怒他的情绪，让他的心理产生瞬间剧烈的波动。

尤其针对想自杀的人，他最怕的是一种负担，你可不要死啊，你死了以后你妈妈怎么办？你爸爸怎么办？他最怕听到这些。”

盲人眼前的世界，并不是永恒的黑暗。

李勇生从事自杀干预接线员，已有7年的时间。谈起初衷，他说，既是助人，也是自救。“对方的包袱卸下后，我的包袱也卸下了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感觉心里面是亮的，天空也是亮的，一切就不一样的感觉。”

他善于捕捉情绪变化的信号，像独独在夜里出航的船，面对漆黑的渺渺大海，总能准确判断出海浪的方向。但人无法四季在纯粹的黑暗里生存，即使他是盲人。成功挽救一个生命的感觉，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李勇生能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，有时，黑夜也不是空洞的黑。他去盲校做过调查，即便是先天全盲的人，眼前也不是漆黑一片。他认为，这是受情绪调节的原因。

即使没有光感，长时间受想法的强化，他会在脑海这种产生‘亮’的感觉，因为这样会让他感觉舒服，会让他没有压迫感和窒息感。如果在脑海中只有一片黑暗，时间长了，内心再强大的人，也走不出来了。”

他现在还会梦见，失明前度过的那个春天。村里有绿皮火车，路上有一些笨笨实实的卡车，车顶插着天线。家乡有一排垂柳，河边有一片青草地，树木发了嫩芽。他再未见过那样浓郁的绿色。

如今，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消散，他记不清了，连梦境也模糊起来。

失明前，李勇生是村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。10岁那年，他在雪地玩闹，被东西绊倒，脸扎进雪地里，眼球撞上路中间的“铁疙瘩”，一块地泵。雪地上落了血滴，他用手一碰，意识到，两只眼球破了。

路上雪厚，车子难走，去大医院要很长时间。父母带他去附近的医院，做了眼球缝合，没多久就出了院。有亲戚叹息，挺好一孩子，这辈子废了。“我听见这词极不舒服，我怎么就废了？”

李勇生常常觉得，眼前雾蒙蒙的一片，脑袋上像箍了一顶“铁帽子”，他总不自觉地想把头上的“帽子”摘下来。他变得沉默，不似以前活泼，爱待在人少的地方。

他对声音愈发敏感。他判断天气，依赖的是鸟儿的叫声。天气好时，麻雀叽叽喳喳，天气坏时，鸟儿扑簌簌地乱飞，他想可能有一场大雨。他甚至能通过声音，判断马路的宽窄。

李勇生仍记得12岁发生的事情。他和朋友去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拔菜，园子主人见后，只打了李勇生。“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，想来想去，为什么欺负我？就因为我看不见，就因为我是累赘，我不行了。”

脑袋上的那顶“铁帽子”，心里的疙瘩，都被一团火烧没了。“我不能这样让别人看不起，我长大了，一定不让别人说我是废人，一定活好了，还要真正活下去。”

叔叔给李勇生买了一台收音机，他靠声音和世界发生连接。他听相声评书，也听心理访谈，他知道，盲人能上盲校，学按摩，学吹打乐，又有了希望。

有次，他拨通了节目热线，一名心理学专家正在讲课。他问，我以后该去干什么？专家说，你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，这很适合你。心理咨询对他而言，还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
从盲校毕业后，李勇生做起了盲人推拿。有天，他听说残联要举办针对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，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，一个城市只选两三个人。李勇生被选中了。后来，他顺利考到二级心理咨询师证，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。

有次，他去长沙参加心理学的课程，知道长沙建了希望热线。“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，眼前一亮。”

2015年，天津也要办希望热线，李勇生立即去报了名，成为天津首批热线志愿者。

闲暇时，李勇生也会想，如果没有失明，他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他可能会去参军，或钻研一门学问，搞创新发明。“因为意外，才走进了这个行业。既然如此，咱别的也不擅长，只会心理咨询，如果能帮助到别人，那是最好的。”

在那个混乱失序的世界里，最初，他觉得自己像是村长，什么事情都帮着解决。后来，他更像侠客，路见不平，要拔刀相助。如今，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，帮对方理清行动的线头，做力所能及的事，“走进去，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
03 一场对人生的模拟

听过成千上万个故事，李勇生发觉，这些相似的情节，有着人生阶段的共性，在不同的人身上挪移重现。

他发现，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。他们寂寞，孤独无助，多数时活在回忆里，抱有对未来的恐慌，日积月累，便产生了心理问题。

相对而言，老年人好干预，只要让他感觉有人在和他聊天，说什么都支持，类似‘大爷说得太对了’，‘就这样没错’，让他感受到认同感，就会慢慢恢复过来。”

他说，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而言，最基本的准则是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都支持和尊重他，让他感受到真诚，和发自内心的关注。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要义，“必须让他感受到，我在听，我在关心，不论说什么我都能接纳。”

在听到孩子的烦恼时，他最容易动情，沉浸在对方的痛苦里。

现实中，李勇生有两个孩子，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初中。李勇生还记得，一个13岁的男孩，单亲家庭，父亲嗜酒，男孩总是担心受怕。一个孩子饿着肚子，又怕父亲打人，又担心父亲不回来，他该多么孤独啊。李勇生想到自己的孩子。

离开接线室后，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到现实里来。

一路走去，他能听见车子的引擎声，有司机按着喇叭催促前方的车辆，街边小贩在叫喊。这些声音带来生活的实感。

但并非所有接线员都能瞬时走出来。那些困苦的情绪有时会缠绕着他们。一些感情细腻的接线员更为困扰，有人常常担心，他的困境有没有解决？他有没有再次自杀？他家人怎么样了？

他天天沉浸在这个问题里，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，最终也是有一部分人群不干这行了，因为太容易动情。”

这些痛苦也滋养了李勇生，使他对苦难有了预设。

在这些人身上，我看过了这样那样的故事，需要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磨难，就跟打疫苗一样，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处理起来就很自如，甭管过去未来，一切都是人生的反复模拟。”

来电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，学生占比最大。李勇生遇到最小的求助者，只有11岁。

需求量成倍地上升，与此同时，接线员却流失严重，十分紧缺。

据希望24热线数据，2012年热线在上海建立后，为保证专业性，希望热线要求，接线员需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，或参加《心理危机干预实操技术》培训，经过培训和见习才能上岗。

截至2020年10月，现有的志愿者达700多人，其中热线接线员400多人。一名希望热线的工作人员透露，2017年，接线员有700多人，2022年，现有的接线员已不足300人。

这些接线员均为志愿者，没有任何报酬。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老师、公务员、心理咨询师占大多数，业余时间接线。

2015年，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首期培训班，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“很多人接线不久就走了，留在热线的只有120人左右。”

七年过去，李勇生估算，如今坚持留在热线的首批志愿者，不足20人。

人们离开的理由不一。有的因为工作调动，有的因为搬家，离得远了，有的结婚生了孩子，时间抽不出来。但最大的原因，还是高强度的输入和输出。李勇生说，从事危机干预的接线员，需要较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，要不断地吸收知识，再进行大量的实践，是对精力的考验。

今年6月，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《世界精神卫生报告》发布，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致辞里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，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卫生危机，近10亿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

李勇生也有同样的感受。城市的节奏加快，产生的伤感也越来越多，那些创伤和挫折，还来不及弥合，就有新的创伤填补进来。

他还遇见过热线依赖者——长时间依靠希望热线活着的人。“他们一空闲就打，也有一年打几十次，上百次的。咱从不问他姓氏，也不透露信息，但他一打进来，能听出我们的声音，说，是你啊。”

李勇生从不会让对方挂断，而是继续耐心倾听，“热线是这部分人群的希望，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，他对热线这么依赖，说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。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打破，对他们是很大的创伤，我们能帮的话，还是会继续帮下去。”

光靠一个希望热线，真的是杯水车薪，心理咨询师本来就少，里面研究危机个案的就更少了。”李勇生说。

一个细微的关怀，或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希望，就可能会挽回一个生命。“如果那时，我们刚好在他们身边，千万不要给他们再添加负担，只要做到一点，真正地支持他们，理解他们、陪伴他们，让他们不再变得那么孤独，就能有挽救的希望。”